郑洪（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）
年前后，岭南地区暴发鼠疫并大流行。除香港采用西式防疫方法外，其他地方仍主要依赖传统中医来对抗疫情。斯时鼠疫在岭南地区属于新发疾病，检视当地医者对新病种的应对及治疗方案的形成过程，有助于考察传统中医的知识生产机制。历史文献呈现了当时防治鼠疫的实践中，民间医师、“儒医”群体以及不同学派的医者，在各自的知识基础上“创生”的多种治疗方案。这些方案分别源自伤寒、温病等中医学派，差异很大。它们以自发的形式进行竞争性传播。传播的动力有的以“衷圣”为旗号，有的以“递验”为号召。学派并存是中医知识体系的特点，但在进入近代公共视阈时却受到公众的质疑。近代西医传入为社会带来了知识规范化与确定性的观念，社会公众期望对大疫有标准的瘟疫防治方案。为了避免被质疑为“庸医”，晚清时的中医在执业资质、知识形态等方面出现了变革的尝试。
鼠疫晚清儒医改良
年以广州、香港为中心的岭南多地暴发鼠疫并大流行，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这次疫情可以上溯到19世纪中期暴发的云南鼠疫。该地区疫情持续存在并向东传播，年后以广东西部的雷州、廉州为直接源头，沿西江流域蔓延，终致酿成年的大暴发。此后10多年里岭南各地仍有多次规模不等的鼠疫疫情。
学界对于此次鼠疫已经有相当充分的研究，着眼点较多在于疫情对近代公共卫生制度的促进，以及不同地区防疫应对的比较等。在华南地区应对此次鼠疫的主要是中医，据记载成效突出。当时出现了第一本鼠疫专著，即罗芝园（字汝兰）的《鼠疫汇编》，其影响之大，以至于有人主张命名“罗氏疫病流派”以传承其成就。屈志勤等评述了岭南医家当时的多种论治方法，如伤寒派、温病派等，指出他们虽存在争论，但均借用经典又不泥古，屡有奇效。
年的西方医学已经进入病原微生物时代。疫情发生后，法国耶尔森和日本北里柴三郎来到香港，经过研究各自发现了鼠疫杆菌，带来传染病学的重要突破。当时虽然还未能发明特效药，但是以病原学为基础实施的一系列防疫措施在香港取得显著成效。这是西方医学应对新疾病时产生新知识的典型模式。对于中医而言，虽然历史上鼠疫在中国北方亦有出现，但并未形成成熟的治法，大多数华南中医也是在面对“新疾病”。中医面对新疾病时，是如何产生新知识的？年前后的鼠疫流行，是最后一次以传统中医为主应对的大疫，当时留下了众多的医药文献、新闻报道、方志记录和士人记述等材料，有助于对这一问题进行观察。
一、应对新疾：粤西医者的医方探索
在民国以前，中国的医界没有形成真正的职业化。社会中的“医者”包括了各种身份的人物。蒋熙德称明清医界被儒学占据，“儒医”居于主流，同时民间还有铃医、草泽医、走方医、游医等各类医者。他们有着不同的知识体系，应对疾病也有不同的方式。
在年之前，鼠疫先在广东西部的雷州、廉州和高州等地流行。粤西医者首先面临这种新疫病的考验。
（一）乡土草医的生药验方
按照广东吴川人吴宣崇记载，年以前鼠疫在广东、广西交界的雷州、廉州等地已经出现了近20年。他陆续收集了各种治鼠疫验方，并分为“生药方”和“熟药方”两类。“生药”是“生草药”的简称，此名源自清初广东番禺何克谏所著《生草药性备要》一书，该书记载了许多不被历代本草记载的岭南民间草药。由于草药随采随用，不经炮制加工，故称“生药”，而药店中经过炮制利于保存的药材则称为“熟药”。
吴宣崇说：“生药宜于贫家，熟药宜于富家。”鼠疫首先发生于乡间，在经济落后的粤西农村，人们采摘不必花钱的生草药来治疗，并形成各种单方验方疗法。这种知识非常零散，能够引起士人的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