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梁阿伦，图来自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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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我，一个胸外科医生，某天去呼吸科会诊一个疑诊肺癌的男性患者：CT发现左上肺一个直径约3cm肿物，考虑周围型肺癌可能性大，肺门、纵隔。住院后纤支镜刷检见异形细胞，病理免疫组化结果还没出。患者除血丝痰外，余无不适。既往一向体健，很少病痛。我向患者女儿解释病情，并建议转科手术。病人女儿最后问了一个令我深思的问题：如果你是我，他是你爸，你怎么选择？
医生对于普通病人，对于自己家人患病，是否所有不同？
二
我是医生，但我有一个患鼻咽癌的妈妈。年3月因流鼻血就诊，我带她找了读耳鼻喉专业的研究生同学，做了一个鼻咽内窥镜检查发现鼻咽癌，马上做了活检，并尽快完善全面的检查，最终证实Ⅲ期鼻咽癌，虽然没有远处转移，但已经颈部淋巴结多发肿大——那时我妈才50岁，我刚毕业两年，我弟还在读大学！
怎么办？我面临面临着人生第一次痛苦并沉重的选择。
在我妈做检查确诊前，她已经怀疑自己鼻咽癌。所以我们无法瞒住她，告诉了她部分事情——鼻咽癌，但是中早期，可以治好。我妈听了后，低了头，眼泪湿了，低声说，我不怕死，但别让我难受，我怕痛！
那时，我的心很难受。
后来我带她医院放化疗。
那段日子，不堪回首。我妈很痛苦，疲惫，失眠，呕吐，完全不能进食，靠静脉营养支持，人瘦了大半，头发全掉光——几乎都撑不下去，几乎就要中断治疗，几乎那微弱的呻吟声就要断气了……
那时候，我刚毕业两年，没钱，花了接近20万元，大部分都是借来的。农村合作医疗都是事后报销的，最终报销不足四成。（县医院报销比例大，医院连一个能照清楚一点的CT机都没有——在医疗资源向大城市高度集中的中国，分级诊疗与医保全覆盖是一个梦想！）。
治疗结束后，我妈身体慢慢恢复，头发重新长了，人也重了。但今年十月复查，胸部CT发现右下肺多发小结节，直径约2-5mm，未除转移瘤，建议定期复查。
虽然CT不能肯定，若用一元论解释，这很大概率就是复发了。我该怎么办？手术活检吗？如果是肿瘤复发，把右下肺切了有用吗？再化疗，有用吗？
我咨询了肿瘤科同事，咨询了耳鼻喉的同学，咨询了我的上级——这只能进一步印证我心中的担忧：肿瘤已经进展，预后不好。手术虽可以确诊，但意义不大。化疗徒增痛苦，未必受益。
我是她的儿子，也是家中唯一学医的，如果我放弃治疗，全家就放弃治疗，似乎我妈的生死就掌握在我的手上——但谁能掌握命运？
我的选择是沉重的，但又是无可奈何的——就当它不是复发，该吃啥吃啥，好好生活每一天！
于是我对我妈压根不提肺结节的事，说，一切很好，没有复发！于是我妈很开心。
三
陈医生是骨科医生，他的母亲因吞咽困难伴声嘶就诊，最终确诊食管癌并锁骨上淋巴结转移——已经无手术机会。陈医生很孝顺，他不甘心，他很想为他母亲做手术，想通过手术刀把肿瘤彻底切干净以延长寿命。医院的胸外科教授会诊，积极要求手术，但都被拒绝了。最后选择了同步放化疗，虽然肿瘤并没有消失，但已经1年多，他妈还很好——与瘤共存。
四
儿科医生小华，她母亲1年半前确诊子宫内膜癌，做了根治性的手术，术后分期是Ⅰb期，比较早期，所以没有进行术后辅助的放化疗。但今年复查发现双肺多发结节，并向我咨询——与我妈的病情类似，但此时我是胸外科医生而不是病人儿子。我没有把她妈当我妈，没有直接替她作出选择，而是告诉她，CT上无法确诊，不排除已经转移复发，手术活检可以明确诊断，但不一定获益，建议与肿瘤科、妇科多学科会诊后再决定下一步治疗方案。
后来她选了跟我一样的选择，不再积极干预。
五
江医生是我的上级医生，已经工作十余年的高年资主治医师。江医生的父亲前两年因肝癌病逝——因神志不清入院，却发现不是中风，而是肝癌多发脑转移。发现的时候已经极其晚期，无法干预，无法治疗。江医生只说了一句：你们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！其实他已经无可奈何，欲哭无泪——一切都来得太快，太突然！
也许起病的时候有征兆，但江医生太忙，以科室为家，看病人多过看家人，与同事在一起多过与老婆在一起，也很少在家吃饭，所以无法察觉。也许江医生的父亲早已经开始有所不舒服，比如可能会累，可能会胃口不好，可能消瘦，但他最终并没有向忙碌的儿子提出，直到最后终于病倒。
有选择多半是好事的一种机会，没有选择往往是一种悲剧的结局。
六
有人讲，医生朋友朋友是一种财富与资源，不怕多。但于家人而言，做医生的儿子或者女儿未必就是一种保障。比如我，我照顾不了我妈。
医院都宣传待病人如亲人！我想我说不出这样的话，不仅是因为它虚伪，更是因为它缺乏真正的分量——亲人得重病，那是多么痛苦、沉重、纠结的负担！怎么能如此轻巧的说出如此肉麻的话呢？我说不出！
所以当病人家属问，如果病人是我家人，我怎么选择的时候，我不会直接告诉他们我的选择，因为真正来临的时候，我也许会变得过度紧张、积极而失去客观与冷静，即使没有手术机会，仍然期望尽量手术清除所有肿瘤细胞。
我不仅是一个专业知识与理性的载体，更是一个情感载体，所以我未必就是对的，未必我的选择就是最好的，所以我不能诱导家属偏信我，否则我说的一切都成了唆使，而非客观病情，我也希望家属能在理解病情后作出理智的选择，而不是受我影响与干扰的。
医学建议往往是基于群体性的选择，比如指南的治疗方案未必就是个体的最佳方案。若个体选择了群体性的选择，也有可能导致与群体不一致的结果。比如这个病人在术中、术后出现了并发症并最终死亡，则我煽情的诱导就是家属选择的依据——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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